良渚、陶寺都比夏朝早 为何只有夏才算王朝 考古：家天下是误解

良渚、陶寺都比夏朝早 为何只有夏才算王朝 考古：家天下是误解

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夏朝单列为一章，与以人物为中心的《五帝本纪》和《尚书》中的“虞书、夏书”不同。这显示了夏朝在司马迁眼中是一个王朝，是国家文明的开端。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现今的教科书，都将夏朝列为“第一王朝”，而将夏朝之前的历史归为“远古传说”。

一、考古发现与传统认知有着很大差异

1. 迄今为止，夏朝的考古遗存仅找到了部分。被认为是夏朝遗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2005年以后的“系列拟合”测年数据测定，其年代被限定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二里头作为王都的出现是在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左右，这样计算下来，夏朝的国祚也不过200年，与《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相差很大。

即使是这样的“半个”夏朝，也因第三、第四期考古文化落入商纪年，受到“二里头商都说”的质疑。认为虽然二里头曾是夏朝都城，但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交替时期（约公元前1560年），被崛起的商文化所取代，这意味着夏朝都城的存在时间更短。

黄河流域的考古文化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再到夏文化的发展。其中，龙山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前辈”和主要的“遗传因子贡献者”，呈现出了发达文明的许多特征。

比如山西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发现了象征“王权”权威的宫殿建筑群体，还有大型仓储区、手工业区和等级分明的墓葬群。陶寺遗址在规模、等级、规格和规划性上都超过了同时期其他古城址，显然成为当时的文明中心。

此外，浙江良渚遗址在文化上早于陶寺文化近千年，同样展现出等级制度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统治者的财富、权力、妻妾和奴隶。2019年，良渚遗址成功申遗，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获得国际认可。这与我们过去认为的夏朝以前的华夏大地是原始部落的观念截然不同。

二、陶寺和良渚究竟缺少什么不能被认定为王朝

陶寺和良渚遗址都展现出类似二里头遗址的区域文明中心的特征，陶寺所在区域与文献记载中的“尧都”高度契合。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而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比夏朝的存续时间更早。

事实上，夏朝和陶寺、良渚政权最大的差异在于“民族自觉”。所谓民族自觉，是指共同或相关文化群体的自称与他称，而夏朝正是建立了这种认同。

前文已提到，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文化的遗存，只能算作“半个”夏朝。在公元前1680年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夏朝的统治模式仍未能超越尧舜时代的邦国联盟体制。

然而，与尧舜时代联盟中心不断转移导致的不稳定相比，夏朝的中心地位非常稳固。夏朝建立了共同的自称，开始出现了以“诸夏、夏后、有夏”为共同体的群体自称。越人、匈奴人、周人都传说是夏人的后裔，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称洛邑为“有夏之居”。

这些族群不一定是夏后氏的直系后裔，夏后氏只是天下万邦中的一个族群，不可能成为诸夏的共同始祖。然而，作为夏朝的统治中心，夏朝创造了“夏”的共同自称，并最终形成了“华夏”的称谓。相比之下，陶寺和良渚政权没有出现类似的自称，这种民族自觉的差异才是判定是否王朝的关键。

因此，“父传子家天下”并不是判定王朝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帝制时代，也存在非父传子的情况。以“家天下”判定王朝与否是一种误解。